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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最高、幸福指数也最高的王朝,颠覆你的认知……

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020-04-17 12:14:48





















“宋朝是中国古代GDP最高、最富有,同时百姓的幸福指数也最高的朝代,没有之一。有多富?当时整个宋朝的GDP占世界GDP的65%,其中北宋占比80%、南宋50%(2018年美国GDP的世界占比仅24%,中国16%)。而宋朝的魅力,也不仅仅局限于它的经济总量,可以说这种满满的“幸福感”体现在整个大宋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,都把《清明上河图》作为大宋商业繁荣的一个佐证。而我个人觉得,宋朝经济的活跃,首先是体现在整个社会上下对商业的态度上。
我们都知道,中国历来都是一个“重农抑商”的国家,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来都是很低的,而独独两宋是个例外。
宋朝人对传统儒家“言义不言利”思想做了极大的释放。当时宋朝社会重要的思想流派:事功学派(与“理学”分庭抗礼)的很多观点均主张“言利”,承认“人心逐利”的正当性。而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荡下,包括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上下,普遍不以经商为耻,甚至很多参加科考的士子们,都会借着离家进京的机会顺便做一些生意:“各乡奇巧土物,都担戴来京都货卖。”①
所以可以说,宋朝是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。下到田间农民、普通百姓,上到各级官员、王公贵族,宋朝人参与商业活动、投资理财的积极性都是相当之高。农民弃农从商,或半耕半商者比比皆是。而宋朝的各级官员也“不耻商贾,无所不为。”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、道士也常常出现在商业活动中。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,就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。
说到这里,很多人可能会问,宋朝的官员都参与经商,会不会造成官商勾结形成垄断?事实上,宋朝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“自由经济”最充分的朝代。究其原因,这首先得益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时的开明态度。
赵匡胤说:“富室连我阡陌,为国守财耳。”大致态度就是,富家大户都是国家的根基,私有财产是应该受到保护的。于是在此基础上,宋朝的商业活动,官、民分利一直处于一个相对“平等”的状态。虽然在宋朝历史上有过几次改革,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,但就出发点而言,都是避免“与民争利”的。而且事实上,这些改革譬如王安石变法,凡是强化政府干预的措施,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
其次,由于商业文明的高度发达,也催生出宋朝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,就是“契约文化”。在此文化影响下,官府的权力也经常受到“法律”的约束。
宋朝人很喜欢“打官司”,特别是在经济活动密集的江南一带,“诉讼日不下二百” ②、“诉庭下者日数百。”③
宋朝人之所以如此“健讼”,主要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,财产纠纷时有发生,而人们的“产权”意识得到了觉醒。因此宋朝的民商事立法,远比其它王朝要发达。并且朝廷还规定,法官对民商事诉讼的裁决,其依据的法律条款必须在判决书上清楚列明,否则诉讼人可以不服判决,提起上诉。于是在宋朝,也因此催生了一批与诉讼相关的诸如:讼学(法学)、讼师(律师)、讼社(律师事务所)等专业领域服务产业。
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宋朝,“民告官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一些小民经常“一气不得”便“诋郡刺史,讪诉官长”,受了委屈就“告官”。而官府为了保证“民告官”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,宋朝政府规定:诉状不能交给被控告的衙门审理,百姓如果起诉县衙,就交由州法院审理;如果起诉州衙门,就由提刑司委托其它州法院办理。而且,至少从史料来看,宋代绝大多数“民告官”的案子,都告赢了!
譬如宋哲宗期间,户部尚书蔡京(后来成为了一代权臣奸相)为了巴结当时太后的娘家向氏,圈了一大块地给向家修寺院,要求“四邻田庐”赶紧拆迁。结果动迁户不服,状至开封府。开封府法官范正平判决:“所拓(拆迁)皆民业,不可夺!”没想到这帮拆迁户对范大人的判决还不满意,又继续上诉告到“登闻鼓院”,最终蔡京不得不“坐罚金二十斤”④。
宋太宗赵匡义在位时期,京师有一位市民击鼓状告自己家的仆人弄丢了他家的一头猪,要求家仆赔偿损失。这是中国社会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:它意味着魏晋隋唐“奴婢制”的瓦解。主家与家仆之间从此之后都是法律意义上“平等独立”的自然人。双方有了纠纷,主家也不能随意处置家奴,而需要诉诸法律途径维权。最终宋太宗下诏:“以千钱偿其值”。
宋朝以前的家奴,形同奴隶,没有户籍,依照法律:“奴婢贱人,律比畜产。”而入宋以后,家仆都获得了自由的身份。奴婢与主家的关系,由财产附庸变成了雇佣关系,双方签订劳动合同:“自今人家租赁,当明设要契”⑤。而由于这种雇佣关系的普及,在宋朝的城市中还出现了很多“劳动力市场”和“劳务中介”。
由此可见,由于经济的发展、商业文明的繁荣,大宋王朝的治理结构与社会模式,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,都有很大的区别,而且这种区别更是从当时的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思想层面。
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,特别是明清以后,草民遇官,那是相当低贱的。即使不是匍匐在地,至少也须唯唯诺诺一番。然而从很多宋人的记录来看,宋朝百姓上了衙门,一般是无需下跪的。不仅如此,在面对官员的时候也是相当“硬气”。
宋仁宗时期,有个叫宋祁的官员到开封城外踏青,看到一位老农耕田就上前作揖道:“老人家您辛苦啦,看来今年您是要大丰收啊!您觉得这么好的光景,是要感谢老天眷顾,还是感谢皇上洪福啊?”老农“俯而笑”,然后毫不客气地回答宋祁:“何言之鄙也?子未知农事矣!吾每日勤作耕耘,今日之获,乃吾汗水所得,何言感谢天?吾按时纳税,官吏亦不能强吾所难,何必谢皇上?吾春秋高,阅天下事多矣,未见如你这般蠢的。”宋祁被老农怼得哑口无言,也不敢生气,回家写了篇《录田父语》,把老农的话记录了下来。⑥
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,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都是很低的。然而在宋代,由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,女性也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。并且,女子经过一定的培养和教育,是比较容易“找到工作”的。而女性下海经商,在宋代也是屡见不鲜。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现象: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,甚至在江浙一带,有“重女轻男”的风气。
廖莹中《江行杂录》中有载:“京都中下之户,不重生男,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,甫长成,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,用备士大夫录用采拾,名目不一。有所谓身边人、本事人、供过人、针线人、堂前人、拆洗人、琴童、棋童、厨娘,等级截乎不紊,就中厨娘最为下色,终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。”生个女儿,培养得好,即便将来当个“最为下色”的厨娘(厨师),其雍容端庄,也不是寻常小吏百姓可比的。
由于女性就业和经济的独立,社会地位的升高,宋朝人的婚姻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一般我们都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丈夫单方面的“休妻”,没有“协议离婚”,其实古代也有离婚,法律上叫“和离”。而在宋代,和离不仅不是稀罕事儿,甚至由女方主动提出的“和离诉讼”也屡见不鲜。宋人应俊曾经感慨:“为妇人者,视夫家如过传舍,偶然而合,忽尔而离。”⑦
并且宋朝的法律也主张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权力,譬如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,妻子有权离婚;夫出外三年不归,听妻改嫁;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,即使未遂,妻子也有权提出离婚……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,对女性婚姻权益的保护。
最后,在大宋如此开放的社会风气和经济繁荣影响下,大宋朝的百姓们到底过得怎么样?我们可以从民生角度来看看。
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“绝无仅有”的“高福利”社会。我们可以从一般老百姓最关心的“生、老、病、死”四个方面来看宋朝的社会福利:
生有所育:在大宋生孩子,“无问贫富,凡孕妇五月,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,候生子日,无问男女,第三等户以下(中下收入户)给义仓米一斛。”⑧而对于贫困家庭无力扶养子女,政府将给予赈济,符合条件的家庭,一名婴儿可获得4000文的“奶粉钱”。除此之外,政府还设立了很多弃婴收容的福利机构“慈幼庄”、“婴儿局”。而历代类似的机构,都是由寺院、道观等民间团体自发组织的。
老有所养: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,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,可以进入国家在各地开设的“福田院”、“居养院”。国家给他们的赡养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,10文钱;对80岁以上的老人,政府还有额外补助,另给大米及柴钱;90岁以上老人每日另加酱菜钱20文,夏天给布衣,冬天发棉衣。后来因为人口增长要收养的人数太多,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门槛提高到了60岁。
病有所医:一方面是政府的义诊和施药。朝廷每年拨专款至各州,用于购买药品免费发给贫民。当然这些政策在宋朝的不同时期有所不同,并不稳定。而比较普遍的举措是宋廷在各个地方都设有药局:和剂局、惠民局(平价药房)与福利医院:安济坊(公立免费医院)。并且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,都须设立安济坊。甚至安济坊的医护人员,政府每年还要进行“赏罚”考核。
死有所葬:虽然历代朝廷都会开设一些“义冢”来收纳一些客死他乡、无人入殓的流民或贫民,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,是在宋朝真宗时期才开始的。宋廷在很多寺院附近都开辟了“漏泽园”,并制定了统一的规格:每位逝者占地“八尺见方”,配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姓名、籍贯、生辰、安葬日期。没有棺木的逝者,政府给予棺木收殓。贫困家庭亲人去世后想安葬于漏泽园的,政府也欢迎,且无需费用。通常漏泽园还聘请僧人住持管理,由政府支付补助。且每收葬满二百人,住持僧可得到国家赠与的“紫衣”、师号等奖励。
以上就是宋朝关于“生老病死”的社会福利,还有很多细则,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虽然和现代国家相比,包括在执行过程中,还有很多的瑕疵,但是至少这些福利举措在中国历史上,包括后来的元明清三朝,很多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那么,生活在宋朝的老百姓,到底日常生活水平如何?应该说,还是相当“嗨皮”的。仅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宋朝人日常的生活光景:餐饮业火爆、综艺表演繁多、天热了有冰镇冷饮、晚上有宵夜茶点。
事实上在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,夜生活是很丰富的,很多商铺几乎是通宵营业。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:“夜市直至三更尽,才五更又复开张,耍闹去处,通宵不绝。”而且“冬月虽大风雪、阴雨,亦有夜市。”《梦梁录》中也记载:“杭城大街买卖,昼夜不绝,夜交三四鼓,游人始稀;五鼓钟鸣,卖早市者又开店矣。”
同时围绕这些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配套服务如“报纸广告”、“LOGO设计”都是从宋朝开始的。并且如果你连门都不想出,大可以“逐时施行索唤”,饭店也“咄嗟可办”,当时就有了外卖“饿了吗”服务。
而从市政建设与生活设施上来看,很多宋朝大城市里的居民,还能用上“自来水”(用竹子搭建的引水系统)和“地下排水系统”(福寿沟,其中有些宋朝建设的排水系统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作用),可谓是相当的“现代化”。
以上就是整个宋代社会结构的大致轮廓,可能会和你之前对宋朝的印象有很大的出入。而在这种经济繁荣、思想开放、生活便利的大背景下,虽然两宋对外来看,并不是那么的强悍,但是终两宋国祚319年,在大宋的内部都是空前的稳定与祥和(偶有农民起义,都规模较小,无关痛痒)。事实上,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一统朝代中,唯一一个没有亡于内乱(农民起义、诸侯割据)的朝代。且若不是野蛮人“元”无可阻挡地崛起,想必这种稳定与和谐还能持续很长时间。
可以说,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对宋帝国的顶层设计,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,都对后来两宋的持续繁荣与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然而,赵匡胤这样一位皇帝,在很多的历史作品里却往往被忽略。人们更热衷于他的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,更关注他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潇洒。他的远见、他的格局,他对宋帝国319年的布局和影响,却很少被人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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